杜甫在洛河流域的岁月与诗歌
古羌村“少陵旧游”摩崖石刻
陕西富县古羌村杜甫故居
陕西蒲城杜甫寓里
距离唐代伟大诗人杜甫逝世已经整整1250年了。1250年来，杜甫犹如天幕上一颗璀璨的大星，散发着夺目的光芒。今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一部中国纪录片走红海外，主角正是中国“诗圣”杜甫。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流落洛河流域的岁月虽只有短短几年，却具有特殊意义。天宝十三载（754年）至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杜甫因为躲避天灾人祸，从长安移家奉先、白水、鄜州。这一路沿着洛河坎坷北上流亡的历程，使他的思想与情感发生了巨变，他真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与命运的残酷，同时也被朋友和乡亲父老的真情所温暖，创作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北征》等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思，它们标志着杜甫思想的转折，显示其平民视角的确立与艺术风格的成熟。可以说，这段不凡经历成就了这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出长安：“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
杜甫，出生于712年，逝世于770年，远祖是京兆杜陵人，后来迁居湖北襄阳，其曾祖杜依艺做巩县县令，杜家从此就居住在巩县，杜甫出生于此地。京兆杜氏本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不过，杜甫家庭这一支已是逐渐衰落了，他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有名的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仅做过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等官职。杜甫在少年时代，已经显露才华。二十岁以后，作长期的漫游，南到游吴、越（今苏州、绍兴一带），东到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杜甫一生的游迹，很有意思，主要是沿着黄河、长江这两大水系行走。长江水系主要是沿着嘉陵江、湘水行走，这里暂且不说。在黄河水系，他活动过的主要地点有洛阳、汴州、兖州和齐州等地，而在中下游，主要是在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和渭河的最大支流洛河流域行走，前者主要是秦州、凤翔、长安和华州等地，而后者则是奉先、白水、鄜州等地。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赴洛阳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自长安赐金放归，两人在东都洛阳相识，有《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诗，云：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前往长安寻找仕途的机会。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下诏，“通一艺者”皆可到长安参加考试。然而，应诏参加考试者，全部被权相李林甫黜落。几年后，杜甫进《三大礼赋》，唐玄宗觉得很好，命集贤院学士招试杜甫，将他名籍列入候选官员名单。这年的秋天，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同游慈恩寺，几个朋友都登塔赋诗，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最为优秀。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认为此诗言天下将乱，宴乐不可以为常，这是全篇的旨意。
杜甫为何又奔走洛河流域呢？天宝十三载（754年）的秋天，据《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这场降雨持续不断地下了60多天，城里的房舍大片倒塌，郊区的庄稼也被毁掉。前几年连续干旱，雨水稀少，而这一年却淫雨不断，饥荒开始了。杜甫彻底绝望了，吏部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而粮价飞涨，虽然唐玄宗下令将一百万斛太仓米以低价卖给长安城中饥饿的人们，但是，每个家庭每天只能买二十分之一斛。这点粮食远远不够杜甫一家人填饱肚子，再说，他原本就经济拮据，一时间更陷入穷困。在《秋雨叹》（其二）里，杜甫描述了这场因霖雨带来的饥荒：
阑风伏雨秋纷纷，
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辨，
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
农夫田父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裯，
相许宁论两相直。
在无休止的霖雨、贫困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迁出京城，找一个饥荒尚未波及或者灾情轻点的地方，度过眼下的窘况。于是，杜甫决定，迁移到地处洛河流域的奉先（因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葬在此处的丰山，故有此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蒲城县。这里土地平整而肥沃，庄稼收成好，属于关中平原上有名的产粮之地。杜甫携家人，一路风霜，在一个夜间终于抵达目的地。先被安置在一个不常用的廨署临时住宿。之所以迁居蒲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奉先杨县令，是杜甫岳父司农少卿杨怡的同族，杜甫希望得到这位亲戚的关照与帮助。
赴奉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离开长安，迁居奉先，开始了洛河流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到了奉先后，杜甫安顿好家眷，心情暂时从沮丧与忧愁中解脱出来，在县内诸公的热情陪同下，他前去县城西北方向十几公里巍峨的丰山，拜谒先帝唐睿宗的陵寝，看见桥陵山势高耸林木茂密，而山前旷野辽远，端的好风水，不由得诗情大发，挥笔写下了《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这首长诗。先写桥陵之地形壮美异常，再记寝殿与守陵的情景，中间笔锋一转，赞美了县内诸公称职而有好的声名，最后，感叹自己迁居此地的缘由与客况的凄凉：“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惬，穷愁醉未醒。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写景与叙事及抒情交织在一起，是杜甫诗歌中能体现其独特艺术笔法的重要篇章。
在这里，杜甫结识了县尉﹙尊称少府，管军事﹚刘单。刘单父子三人合画一幅山水画，杜甫兴趣盎然地欣赏，不由自主地吟诵了一首《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中描绘了刘少府父子所作的这幅山水障子，画面上近有野亭，远有杂花，时节正当仲春。江面上漂着孤舟，舟上站着位渔翁，暮色中似乎正在望着什么。水是深的，天是空阔的，还有那倾斜的岸边和水面上的岛屿，显得真切而灵动。画家的两个孩子，“挥洒亦莫比”，一个能在巅崖上画树，一个能画出一位老和尚，和尚后面还跟着一个童子。画中不但有好山川、好景物，更有托身世外的山僧——这般景致，引起了诗人飞翔的思绪，似乎来到了风景如画又如诗的若耶溪和云门寺，使人顿生出世之心。全诗用笔飘洒自由，顿挫淋漓，有对画面的描写，有对诗人心态感受的描写；既写了作画过程，也写了画面细节；有对画面的实写，也有对画面的虚写；有对画面空间布局的描写，也有对悠长时间的概括；有对作画功夫和画艺的称赞，也有对画面美感作用的展示。此诗在诗人的全部咏画、题画诗中，称得上是一篇力作。
在奉先，杜甫不仅享受到来自亲戚杨县令亲情的温暖以及热情好客的县内诸公的欢迎，而且借此机会拜谒先帝的陵墓并游览了奉先以及大荔等洛河沿岸的著名风景区，心情自然愉悦；尤其是从沙苑归来，那里独有的类似塞外的风光，河流迂回绿树成荫青草萋萋骏马飞驰的景致以及丰富的传奇故事，令他激动不已，《沙苑行》便表达了这种感受。
不管生活有多少艰辛和困顿，杜甫这时候的诗充满了自信与昂扬向上的气象。“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但愿这些生活的不顺很快就能过去，自己或许能获得较为理想的前程。带着这些梦幻一般的希望，他安顿好家眷后，返回了长安。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终于授官，先授河西尉，他不愿意接受。河西，在唐代不同的时期，都有这样的地名，而杜甫授官的河西，是指距离蒲城不远黄河西岸属于同州府管辖的地方，即今天的合阳县附近。唐代制度有个规定，允许任职者拒绝一项任命，既然不愿意接受，于是，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职位，是虚职而不是实职，基本上无事可做。在官阶上属于第八品下阶。这个级别的职位，赋予任职者以200亩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在任职期间有250亩，年收入约134斛谷物，月收入总计35640文钱，还配备有两名仆人，使用马匹等，这样的收入可以维持十口之家的日常开销。这个官职，对杜甫这样怀有大志向并具有旷世诗才的人来说，显然是有点不相称。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不无嘲弄地说：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冬天，杜甫从长安赴奉先探望家眷。路过地处临潼的骊山，唐玄宗与杨贵妃及贵戚大臣们正在华清宫荒淫作乐，他联想到民生的困苦，便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震撼人心的诗。诗中记录他一路霜冻，“严寒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回到家里，尚未进门，屋内就传出了悲痛的哭声，原来自己的小儿子饿死了。此惨状使杜甫悲痛欲绝，回首往日及回家路上所见所闻，他终于清醒了，愤怒地喊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揭露封建社会贫富之间巨大矛盾的诗句，这是声讨，是批判，是埋藏在心底不满的呼叫——这首诗标志着杜甫政治的觉醒。在我看来，杜甫从此以后的诗风大为改变，没有了青年时期和中年前期急于入仕四处干谒和表白自己的“豪气”，而真正走向沉郁顿挫的风格道路，从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时代意识，从上层视角转变为平民立场，由此，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彭衙行：“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就在杜甫返家的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爆发。
这期间，杜甫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北上到了洛河流域的白水县，寄住在其舅父崔顼的高斋中，眼前还是风平浪静，泉声松影，他的《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记述了这些日子的生活情境。这首诗详细地叙述了杜甫及其家人，从“南县”即奉先（在白水之南）来到这里，得到舅父及朋友的款待，描绘了白水的山川地貌与风景。这里暂时是安宁的，他与崔顼和朋友们在一个雨天，雅会在一起，边喝酒边分韵吟诗，他得到的是“过”字韵，于是写了《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
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
精祷既不昧，欢娱将谓何。
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
白水，地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边缘地带，这里的北部是黄龙山，洛河从西北的山地与沟壑里曲折穿行流向东南，县城的西北方向六七公里的路程，就是天下闻名的杜康故里，至今仍然留存着晶莹清澈的杜康泉，泉的东南不远的土原下边，有杜康庙和杜康墓，风景优雅，山梁势如蛟龙。从古至今，盛产美酒，清香四溢，醇厚柔绵。杜甫尽情享受着本地的美酒，和大家一起弹弦唱歌，一扫困顿情绪，放声地赞扬舅父的政声，尤其是以干旱著称的山城白水，竟然连着下了几场好雨，这不，现在仍然下着，远山近土，碧青一片，听着这雨脚敲打屋瓦如音乐一般的声音，令人心情十分愉悦……
在杜甫看来，虽然安禄山叛乱威胁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但凭着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很快平息战乱，他寄希望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然而，不久，就听到兵败潼关，长安沦陷的消息，就连长安附近的地方也相继沦陷，各地的防御使弃职潜逃，在这种局势遽然变化的情况下，杜甫只好向北逃亡……后来，他回忆起这次艰难困苦的逃亡经历，写成《彭衙行》。此诗作于757年秋天，杜甫在凤翔写给同家洼的孙宰。彭衙，古邑名，春秋秦邑，在今白水县城东北四十里的彭衙村。雷雨交加，在泥泞中跋涉了一天，又累又饿，半夜，杜甫才与家人疲惫不堪地逃难到彭衙。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地啼哭，儿子采摘路边的苦李子充饥，阴沉沉雷雨不断的天气，路湿泥滑，缺少雨具，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一家临时投宿的屋檐，这样一直走了好多天，才到了同家洼。还好，友人孙宰住在这里，当杜甫在黄昏时分敲开孙宰的家门，惊奇的主人急忙烧水给行人洗足，还在灯下按照此地的风俗剪纸替他们“招魂”，同时准备了热乎的饭菜，叫醒了困倦不已已经睡熟的孩子，赶快吃饭。友人亲热的招待，使杜甫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慰藉，并铭刻于心。“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彭衙行》这首叙事长诗，不但详细地再现了杜甫离开白水县城流亡路上的种种境况，也表达出他对友人孙宰的无限感激之情。
在孙宰家休息了几天，缓了缓气，经过与大家商议，杜甫率家人继续沿着洛河向鄜州（今富县）走去，最后把家安置在鄜州的羌村。羌村，位于鄜州城北十五公里处，这里青山环绕，村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散落着几十户人家。他在村子里找到两间宽敞的窑洞，院子里，安放着一盘石磨，数月间的奔波与困顿，此时才算落下心来。羌村的河滩是上好的庄稼地，只要勤劳，不难解决温饱问题，再说，此处的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杜甫比较满意这个落脚的地方。
在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在羌村居住不久，传来了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的消息。杜甫觉得自己既然是朝廷的命官，当国难临头的时候，就应为国分忧，追随新的皇帝参加平息这场战乱的复国大业，于是，他告别家人，离开了羌村，赶去灵武。杜甫一路风餐露宿，经甘泉、延安等地，奔赴西北的灵武。行走至延安七里铺，无处投宿，只好在石崖下和衣而眠，后人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杜公祠，至今犹存。当杜甫行至篓子关（今横山县）时，不幸却被安禄山的叛军抓获，由于当时他的名气和官阶都不足以引起叛军的注意，没有被押解去安禄山所在的洛阳，而是被带回了长安监禁。
在长安监禁的难熬的时月里，杜甫除了为国家焦愁之外，自然时常挂念远在鄜州羌村的妻子和孩子，看见天上明亮的月儿，他想到了家人，其《月夜》诗，情深义重：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字里行间，把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熔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何时才能亲人团聚呢？而他自己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春望》，叙述了长安沦陷，国家破碎，只有山河依旧，春天来了，人烟稀少的长安城里草木茂密。感于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潸然泪下，而自己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连绵的战火已经延续了几个月，家书难得，一封抵得上万两黄金。愁绪缠绕，搔头思考，白发越搔越短，简直要不能插簪了——从天宝十五载、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的秋天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春天，在长安被叛军监禁的这段时间，杜甫存诗27首，大都是怀念故国曾经的繁华盛世以及担忧目前战乱的艰难时局，还有想念妻子与孩子及流落在东平郡平阴县的弟弟的安危，其中有《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王孙》《哀江头》等著名诗篇。
这年四月的一天，杜甫趁看守不备，伺机逃出了长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凤翔，投奔当时已经从灵武移师凤翔的唐肃宗。《新唐书·杜甫传》里记载杜甫“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唐代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负责，又设立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拾遗属于门下省下边的小谏官，为皇上提供咨询和及时提出一些施政方面的建议。由于杜甫与宰相房琯“为布衣交”，而房琯“时败陈涛斜”，“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于是，杜甫为拯救房琯，大胆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幸亏宰相张镐替他求情，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这才使唐肃宗减轻了对他的处罚，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认为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杜甫确实忠君爱国，这是他最为基本的思想立场。
尽管唐肃宗没有给杜甫治罪，但是，从此却疏远了他，特别给杜甫放了三个月的省亲假，让他回鄜州与家人团聚。八月，诗人被迫离开凤翔，返回鄜州羌村。回到鄜州羌村，见到了久别且思念不已的家人，杜甫自然非常高兴，尤其是羌村的父老乡亲见他归来，嘘寒问暖，叙说家常话，使他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与乡情。杜甫趁着这个机会，沿着村前的小河，尽情游览此地的风光。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后人在山崖上篆刻了“少陵旧游”，来纪念他。杜甫在羌村，陆续写出了一路上的见闻，他看到由于长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于是写了《北征》等诗作，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而《羌村三首》则是直接描叙了这次回家的情形:
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第一首诗写刚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真实描写了乱离生还的意外惊喜；第二首诗写还家后心中仍然忧虑国事，烦闷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第三首诗，则写邻人来访，共谈世事，感叹战乱造成田园荒芜，生活艰难。这三首诗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结，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语言平易，诗意凝练，音韵谐调，抒情气氛浓郁，描写日常生活尽见杜甫运用白描艺术手法的厉害，有诗论家评析说：“俱似脱胎于陶。叙述家人及乡邻情景……弥哀婉而弥深厚。”这话说得真好，得此诗三昧矣。
在羌村，杜甫还写有《北征》长篇叙事诗，共一百四十句。这是用诗歌体裁写的哀婉动人的陈情表，是向肃宗皇帝汇报探亲路上及到家后的见闻感想。全诗结构自然精当，笔调朴实深沉，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宋代学者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评价说：“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也。”在艺术上，还是清代有人在《闲园诗摘钞》中的见解深刻：“此诗有大笔、有细笔、有闲笔、有警笔、有放笔、有收笔、变换如意，出没有神。”
十月，终于传来了绝好的消息，唐肃宗收复了京师长安。杜甫听说后，迅即带领全家人赶回长安。他的家小在鄜州的羌村，生活了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六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从上一年的四月至本年六月，一共写出了60余首诗，而大部分都是写于洛河流域，且几乎篇篇堪为精品之作。
杜甫从奉先至白水至鄜州，沿着洛河一路坎坷北上流亡的历程，使他的思想与情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真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疾苦与命运的残酷。家国不幸诗人幸，正是因为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磨难，更是因为在各种艰难困苦中被亲情与乡亲父老的热情帮助与爱戴所感动，才有了这些具有真切的历史价值的诗，也才成就了绝世风华的一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柏峰）
嘤其鸣兮 求其友声：刘禹锡晚年的唱和诗
刘禹锡是中晚唐时代的重要作家，政治上的永贞革新和诗歌界的诗豪美名共同铸就了刘禹锡的雄直形象。研究者多关注他的咏史诗、现实诗、乐府诗等，而其唱和诗也是构成他文学图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宝历二年（826）到他去世的会昌二年（842），即55岁到71岁的晚年，他的诗歌创作中将近70%都是唱和诗。刘禹锡晚年以诗酬唱的朋友圈包括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牛僧孺、李德裕、令狐楚、窦常等文坛、政坛翘楚。其中，62%的唱和作品是与同龄人白居易的酬和。故下文以刘白唱和为线索来梳理。
宝历二年55岁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初次相见，在这之后唱和诗交流日渐频繁。虽然早在元和五年刘白已经开始唱和，但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组。宝历二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共鸣诞生了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黄钟大吕的豪迈使白居易三年后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并据此类作品总结出刘禹锡诗歌的风格：“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诗豪”一评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当白居易回顾与刘禹锡的唱和历程，“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确认了刘禹锡在创作和友情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刘白”并称。对此，正史和诗评家言之凿凿，早有定论：“（元稹）卒，（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五）；“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可见，唱和诗对于刘白这对诗友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从宝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长乐亭留别》）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寄刘苏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赠乐天》）“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醉答乐天》）“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刘禹锡《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梦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刘禹锡《酬乐天见寄》）“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刘禹锡《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甘露政变后，从开成元年（836）到会昌二年（842）去世，刘禹锡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频繁唱和，集中呈现了诗酒赏玩、叹老调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诗友们过着悠闲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诗酒宴集和酬和赏玩之作。比如开成元年刘禹锡一回洛阳，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们诗酒欢聚，正巧裴度的别业绿野堂刚建成，三人纵享会聚之乐。《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刘诗将裴度比作谢安，又盛赞他们的宴会比谢安的江左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白居易对“甲子等头”的老友归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终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对于刘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敌手莫相猜”即以诗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对方莫属。开成二年，刘、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滨，“群贤胜会稽”，赋诗游乐，“墨客竞分题”，盛况堪比兰亭。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
总之，刘禹锡晚年主要创作唱和诗，以叹老调笑、闲适游赏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不再如以往关注时政刻意讽刺。“诗豪”形象的消解既是中晚唐时政大潮的客观裹挟，也是他出处思想的主观选择。而刘禹锡晚年从出处选择到精神思想、从诗歌形式到诗歌风格的选择和转变都与他最主要的诗友白居易有密切关系。正是与白居易的唱和诗，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刘禹锡人生心态和创作风格的改变，这个改变既属于刘禹锡个人，也预示了晚唐时代的到来。（作者：赵乐，系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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