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夫姓名测试保尔：“冠夫姓”就是地位低？历史上女性姓氏变化是父权与夫权的斗法

小编 2024年11月24日 07:36 23 0

保尔：“冠夫姓”就是地位低？历史上女性姓氏变化是父权与夫权的斗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保尔】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梦华录》古装电视剧的热播，网络上兴起了关于古代女子姓氏的议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古代，女人婚后是否必须改姓，冠以夫姓？电视剧也好、小说也罢，都只能描绘特定时代的故事，真正要探讨这种涉及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必须有两方面的清醒认识。

一方面，中国历史悠长，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姓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既然有变化，那么就有必要讨论为什么会变。历史的演进是有迹可循、有因有果的，姓氏名称的改动也是如此。本文尝试简单梳理中国古代女子的姓氏变化，并对其中的变化原因谈谈笔者的理解。

妇从夫姓，由来已久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姓氏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最初并不稳定。作为一种反映血缘和社会关系的符号，在旧俗尚存的先秦时代，“姓甚名谁”往往是可以调整的。即便是重要的人物，根据不同的取舍，也会有好几种姓名组合形式。

到了秦汉时期，姓氏才逐渐稳定成为“家”的冠称，在一家之内，姓氏以父子相传的方式延续，成为家族成员最为重要的共同点。这种稳定的家族内姓氏传承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是“父子相传”，很明显，姓氏传承的重点在于男性。作为被忽视的环节，女性的姓氏如何确定呢？翻看《史记》、《汉书》等常见的秦汉历史文献，会看到诸如吕后、戚夫人、李夫人等等重要的女性人物。由此观之，似乎秦汉时期女人的姓氏与丈夫并无关联。但事实上，这是阅读正史常有的偏见。

在史书中登场的女子，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上层，甚至于是最上层。这些人的名气虽然大，但人数其实很少，而且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用她们来代表秦汉时期的女性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学者的统计，如果除去后妃、公主这样的皇家女性，在史书中登场的其他西汉女性中，只有七个人不跟丈夫姓，占比非常低。事实上，即便是在上层，绝大多数女性也还是跟随丈夫的姓氏，比如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叫刘媪，显然是跟了刘家，而且在刘邦称帝后也没有改。还有权倾朝野的霍光，他的夫人叫霍夫人，明显是跟了霍光的姓。

在民间，妻随夫姓更为常见和普遍。里耶秦简中发现有官府的户籍文书，每家只有户主的男性姓氏，妻子完全没有姓氏，只是列在丈夫的后面，大概率是跟随夫。汉代简帛的数量更多，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居延汉简中就有不少女子的姓名，普遍冠以丈夫的姓，或者干脆就叫“某某妻”，完全看不到来自娘家的身份痕迹。

里耶秦简。图自维基百科

诸如“卫皇后”、“李夫人”的叫法，很可能也并非真实使用的姓名，而是后人的称呼。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汉时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比如汉武帝的戾太子，早先就叫卫太子，跟了母亲卫子夫的姓。太子不跟皇帝姓，显然不是因为皇后卫家的声望更大，更可能是为了以此区分皇子们的出身。同样，李夫人、赵夫人等名称，更可能也是为了区分她们的身份，是后人起的，而非当时用的。

在“即嫁从夫”的伦理下，女子冠夫姓可谓合乎情理、顺其自然。尽管也存在其他情形，但总体而言，在姓氏稳定的秦汉时期，妻从夫姓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

姓甚名谁有变化

秦汉时期的女子普遍跟从夫姓，但自西晋以后，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在现存的若干北朝户籍残片中，妻子与丈夫的姓氏不再完全一致。两晋以来的官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已婚女子不再记做某夫人，而是用上了娘家的姓氏，称作某氏。

在唐代的户籍文书中，女子使用娘家姓氏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无论是民间自报的户籍表“手实”，还是官府为了查验户口制作的“点籍样”，其中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姓氏。如果女性是户主，更是有名有姓。

吐鲁番文书中就出现了诸如“陈思香”、“安胜娘”这样的民间妇女姓名。各种传世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唐代从后妃到民间女子，常常使用娘家的姓氏，有自己的名字，并且为当时人所称呼。较之于秦汉时代妻从夫姓，唐代的情况明显大不相同。

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代，女性似乎“挣脱”了夫姓的控制。但这还只是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到了宋元时期，女子的称呼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宋代的契约文书、判词卷宗里，民间已婚女性很多被称作“阿某”，在娘家姓氏前加了一个“阿”字。乍一看，或许觉得这个“阿”是个口头语，但通行全国的口头语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在元朝的文书中，女性除了“阿李”、“阿张”等称呼，还出现了“张阿李”、“王阿张”这样的称谓。比如元杂剧中包拯审案，就有“李阿陈”的状子，最前面的李，是阿陈丈夫的姓。学者认为，这种“某阿某”的结构，可能是“某某妻阿某”的简化。丈夫的姓再一次出现在了最前面，冠夫姓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很多女子都有源自娘家的姓名，即便是在民间，也有诸如“李三娘”、“张五嫂”的称谓。但在正式的文书中，比如买卖土地、房屋的契约，从明朝到清代中期，绝大多数已婚女子的称谓都是“王阿李”、“陈阿张”这种夫姓在前，娘家姓在后的格式。只有在冠以“母亲”这种女性独有身份之下，才会出现“张氏”、“王氏”这样只有娘家姓氏的称谓。

大致从乾隆朝中叶开始，民间女性称谓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王阿李”这样的形式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姓在前，娘家的姓在后，即“王李氏”。从清中叶到晚清，这种“某某氏”的称谓被大量使用，人们逐渐习以为常。

夫权与父权的博弈

从古到今，“姓什么”一直是很多中国人极为重视的事情。从某种视角看，“子随父姓”已经是男权社会的重要表现，“妻随夫姓”更是对女性地位的压制。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五代，女性脱离了丈夫的姓氏，似乎是迈出了自由的一大步。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女子姓氏的变化，与如今人们谈到的女权并没有多大的关联。

一方面，娘家的姓说到底其实是“父姓”，依然是以男性、男权为主导的家族标签。秦汉时期女子嫁人后从夫姓，意味疏远甚至是割裂与父族的关系，这与当时的礼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白虎通》宗族篇中，已经嫁人的家族女性各成一族，不再与父姓群体同族。换言之，虽然是家里的女儿、姐妹，但嫁人之后，就成了父亲和兄弟的“异姓”。女子归属于丈夫的家族，与父族脱离关系。

但这种观念并未延续太久，随着父系伦理的强化，在此后的历史中，家族内的女性成员不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存在。于是自两晋以来，父姓开始稳定地出现在女性的称谓之中，到了唐代，父姓稳定地成为女性的称谓。

宋元以后，随着“某阿某”、“某某氏”的出现，在父姓前冠夫姓成为新的趋势。看起来，这似乎是夫姓卷土重来，但事实上，宋元以后的“冠夫姓”与秦汉时期的“从夫姓”并不完全相同。

若论及内涵，二者更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秦汉时期女性的称谓里只有夫姓，呈现的是夫族对父族的全面取代。而在宋元以后，夫族虽然依旧处于强势，但父系伦理的强化已成定局，因此出现了来自丈夫与父亲的两个姓氏。这种形态兼顾了夫权和父权，适应诸如宗法、礼仪等思想和意识形态。历史上女性姓氏的变化，说到底其实是“夫权”与“父权”的斗法，女性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其中并没有“女权”可言。

另一方面，“姓甚名谁”很难与女性权力、地位存在直接的关联。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比较高的时代。

同样是在唐代，女性从父不从夫，似乎二者是相互应和的，其实不然。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相当程度上与北朝风俗的引入有关。而女子称谓的变化，则是西晋以来儒家礼法观念变化的结果，源自于南朝的社会思想风气，二者一南一北，对峙并立，实难关联。而且即便是唐朝最解放的女性，也没有想过在姓氏上做文章。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倒是给自己造字取名，但也没想过造个独一无二的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第1000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看起来认可了历史的传承，没有给与女性以独立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在制定这项法条的过程中，当时人认真考虑了男女平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法条中增加了“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通过这种“互改”，实现了看起来的平等。

河南濮阳：第22届中华张姓拜祖大典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平等”或许有些索然无趣，但在当时却也着实破费了一番心思，足可见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夫权”、“父权”，以及男尊女卑社会关系的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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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姻缘之冠夫姓

中国人的姓名，包括“姓”和“名”两个部分。说起姓，我们通常又称其为“姓氏”。但其实“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左传》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夫妻姓氏权也叫夫妻称姓，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也包括赘夫是否有独立姓氏。

中国古代妇女的姓氏主要采取的是“冠夫姓”。大致在汉魏之际构成雏形，到南朝末期蔚成风气。究其原因，同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逐渐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到了东晋南朝时期，以庄园为范围的同宗聚居已经是战乱年代中求得家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式，作为增进家族共同体内一切成员之凝聚力的办法之一，把妻冠夫氏作为一种称谓原则确定下来，显然是必要的，而其副作用必然是妻子对夫家人身依附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法律表述：“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1条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作出了夫妻在姓名权上完全平等的规定。